我与南开化学

秀州一书生,南开书一生
2021-07-03

父亲汪根时一九三零年出生于古秀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自古秀州出才子,父亲也许算不上一个才子,但不枉秀州一书生。

一九四九年父亲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因不满意这一结果,退学后第二年重考,终于如愿以偿的来到了南开大学。从此一介秀州书生,带着青春的梦想和抱负,开始了他在南开的一生,直到驾鹤西去。

父亲五三年从南开化学系毕业后便留校教书,并在这里结识了母亲。五七年被选拔去了莫斯科大学留学,六二年踌躇满志的学成回国。于是六三年我幸运的来到了这个世界。

上面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从父母那里道听途说来的,下面才是留在我记忆中的父亲的点点滴滴。

一路追寻到我的童年,父亲留给我最早的记忆定格在实验室里。那是在“轰轰烈烈”的文革时期,南开大学无机平房的实验室里却是非常的安静,只有父亲他们一个项目组的两三个人在忙碌的做着实验。那时幼儿园关了,我坐在父亲的实验室里,看着他们手中的液体魔术般的变幻,接受着最早的无声的启蒙。父亲在工作时非常专注,思考时会完全忘记身边的世界,甚至忘记了吃饭; 时间也仿佛静止了,尽管时钟仍然不紧不慢的滴答滴答。

父亲是典型的江南书生,一生谨小慎微,委屈求全。但他始终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见解,独立的人格; 绝不盲从,更不违心的去追随风潮。他是一个普通人,没有勇气去大声疾呼,去抗争当时的政治思潮; 但他有一颗善良的、普通人的心。他会默默的,但是勇敢的去做善良的事。文革中有一次,邻居被‘’武工‘’队十几个人追打,他毫不犹豫的让邻居躲到了我们家里,使邻居躲过一劫。记得还有一次在文革后期,父亲同一个教研室的一位同事犯了些错误,在文革那种环境下不少同事或他原先的朋友都争着跟他划清界线,而父亲一直一视同仁,依旧给予他很多帮助。在父亲的葬礼上,这位同事虽未说一句话,却始终泪流不止。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字如其人,瘦骨清铄却刚正不阿。母亲家里有事时多是请他执笔;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小姨保留的照片里还看到了他在姥姥和姥爷合葬时题写的挽联。可惜他却没有留下一幅真迹,留下的只有不灭的记忆。更遗憾的是我却没能遗传父亲的书法,写的字别说无法能入父亲的法眼,连我自己都看不顺眼。哥哥的字跟父亲比较像,也算对父亲有所慰籍吧。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除了读书、思考和工作,好像很少有啥爱好。但据母亲说,父亲年轻时也很喜欢玩,还喜欢摄影。几百张年轻时的照片也许是最好的印证: 在夕阳下,骑在马上的他潇洒、帅气,充满了乐观和希望,让人脑子里自然的回荡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美好的旋律。也许因此每每听到这首经久不衰的老歌,我都会情不自禁的感到亲切和温馨。

父亲更喜欢的是书。从莫斯科回来,带的最多的是书; 据母亲讲有N多箱。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里也到处是丝面硬壳的精装书; 可惜全是弯弯曲曲的字,直到上学后知道那是俄文,依然它们认识我,我不认识它们。可惜它们的命运不太好,随着科学的发展,知识的更新,这些书中很大一部分在严寒的冬季被用来点火取暖了,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大家。

在我出国留学之前的记忆里,父亲比较寡言,不太善于口头表达。这一点我倒是继承了父亲,而哥哥继承了母亲。父亲的文章写得很好,条理清楚,论证严谨。我也有幸继承了一部分,才能在求学路上有所斩获; 虽然未能成就为教授学者,总算在温饱之余,还能有一个跟父亲类似的爱好---思考和创造。

父亲属于内热型,在家里话虽不多,但对我们乃至亲戚的事情很多是悄悄记挂在心,尽心的去做他能做到的事情。记得我去法国读书的第一年冬天,在我最寂寞(语言不通)、最迷茫(实验不顺)的时刻,在一个法国南部百年不遇的大雪后的晚上,当我在雪地里推着自行车步行近十里地疲惫的回到住处时,急不可待的打开父母托人带来的包裹。在一盘磁带里,第一次听到父亲唱歌: ‘’小伢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这是永存在我记忆中的最美的歌声。

父亲被姑姑和大伯称作"劳碌命",对工作、对学生、对学问可谓实至名归,始终是一丝不苟,不辞辛劳。对学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 做事情亲力亲为,任劳任怨。记得在七十年代初期,大学刚刚恢复教学,许多有经验的老师和教授还在“五七”干校或离开教学岗位,教学人员严重不足;父亲常常夜里伏案写讲义,甚至许多时候亲自刻蜡版。记得父亲经常在跑步或打太极拳时,还在思考科研问题,结果太极拳打了几年都从没能有一次从头到尾,有始有终的打一遍。

由于那个时代的动荡,父亲那一辈人荒废了十多年精力最旺盛的宝贵时光,终于在知天命之际迎来了中国的科学的春天。那一年兄长考进了大学,我在为考大学奋斗,全家都在知识的海洋中拼搏、畅游,乐此不疲。父亲从零开始亲自设计打造实验室,一头扎进储氢材料的研究开发之中,与周作祥老师、宋德老师一道,依托自己的技术和力量,开发出中国第一代氢电极和储氢电池,成为当时中国新能源领域的佼佼者。一九八六年,父亲他们的储氢电池项目入选中国第一批863国家重点课题;遗憾的是由于缺乏产业化和商业化的经验,最终未能如愿走进市场。但在这个课题组基础上,最终发展形成了成南开新能源材料研究所,并产生了南开至今最年轻的院士。

由于父母的原因,我从出生就与南开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南开幼儿园、天南大附小、天南大附中、南开附中,一直读到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前二十年未曾离开南开校园的我,在一九八六年怀着一颗激动和忐忑的心,揣着跟父亲当年相似的梦想,告别父母、亲友和朋友,来到浪漫而陌生的法兰西,继续在化学的海洋中遨游。有幸从师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罗伯特.高秀(Robert Corriu)博士;在位于美丽的地中海岸的蒙彼利埃大学完成了学业,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又有幸来到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加入一九九四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欧拉(OLAH)教授的研究室,继续在逐梦的路上砥砺前行。又经过了在惠普/安捷伦(HP/Agilent8年的锻铸,像父亲当年一样,踌躇满志的回到了海河之滨。所不同的是我选择了另外的一条路,走进了工业界,走进了商场,去筑另外一个化学的梦。父亲走了,带着遗憾,也带着成功;我还在走着,有烦恼,更多是逐梦的快乐。直到今天,我才能真正体会到父亲那种在事业的追求中的乐趣,那种畅游在知识和思考中的乐趣。尽管父亲一生在事业上有不少的遗憾,他最大的幸福是他选择并做了一辈子他喜欢的事情,并有所收获。

当年从南湖走出的少年,经苏州来到海河之滨;继续北上莫斯科,再南下,毕其后半生于南开;从南开走出的少年,一路向西;跨大陆,涉重洋,回白河之津,仍在书写着南开书生的续集。一代接着一代,多少平凡的南开人,多少个365,从少年到白头。


文章作者:汪群杰


作者简介:汪群杰,南开大学化学系85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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