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南开化学

通过“变化”理解“中国”
2021-07-03

我是南开大学化学系1999级(2003届)的学生,母校母系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记。

我于2003年本科毕业,之后于200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硕士,2008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博士,2013年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1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从化学系毕业,先后学习哲学和历史学,之后长期从事中国历史与中国哲学的研究,我的情况可能在毕业生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离开“化学”这个学科。距离本科毕业已有18年了,我反而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化学系在我精神世界中留下的影响与烙印。我现在研究的领域,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的“变革”与“演化”,另一个则是中国哲学中的“变化”观念。正因为有了之前的学习和思考的基础,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探索,才能有现在这样超越前人的广度和深度。

我在20年前读本科的时候,就有一个很鲜明的问题意识。客观世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心灵层面的“变化”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现代中国,又经历了哪些深层的“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塑造了现在的“自我”?为此我读了不少书、听了很多课,甚至因为这个产生了严重的迷茫与困惑,导致期末考试不及格。

然而,这种迷茫与困惑反过来又驱动我回到化学学科中,回到化学本身所蕴含的“美”之中:在有机化学中思考合成的路径和方法,在物理化学中探寻宇宙聚散离合的规律,在结构化学中理解结构与性质的关联,乃至在催化、化工等课堂上寻求技术和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的,我认为化学系的本科学习是一个“哲学性”很强的过程,它给我打开了世界的一扇大门——通过系统的思维训练、理性清晰的方法、细致入微的操作,让“宇宙”在我面前不再神秘,而是有可感知、可理解、可把握的规律,让我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有了一个自信而笃定的内在系统,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其它各个学科的逻辑与问题。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南开化学系的老师们。我依然清晰记得申泮文先生在本科入学讲座时候的深邃眼眸和谆谆叮嘱,记得毕桂欣、张宝申等各科目老师在课堂上的细致讲解,记得关乃佳老师在指导我毕业论文时候的温和与凝练。这些对于老师来说可能都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常状态,但对于学生而言,却是可以铭刻终身的珍贵回忆,并且在人生的各个低谷时期,忽然迸发出照亮前路的璀璨光芒。

我也特别怀念和感谢我本科的同学们,他们很多已经成为了南开化学系和中国化学界的青年英俊。我还经常回想起我们住过的11宿舍——那里早就拆掉变成了南开二主楼,但是那些朝夕相处,彼此激励,一起自习、一起读书、一起打球,一起哭一起笑的场景,是终身无法忘记的光影片段,也是我心里温暖和力量的源泉。

所以,我顺着这条从“化学”开始的“哲学”道路,转向了中国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并进而沿着这个问题意识,走进中国历史中寻找答案。在反复的求索中,尝试去理解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脉络。

我的理解是,中国历代变革可以用“变”与“化”进行概括。北宋哲学家张载云:“变言其著,化言其渐。”所谓“变”是集中的、鲜明的、剧烈的变革,以显著的人物、事件为特征,在当时是一场重大的思想与政治变革,同时也对大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起到标志性的分野作用。

而所谓“化”也并不是完全无声无息的潜移默化。从“变革”的视角来看,“化”是由一系列绵密而复杂的思想、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所构成的社会转型,其中往往包含着重大的改革事件,但这样的改革需要放在一个连续的历史进程中来观察,比如商鞅变法和张居正改革,本身当然是非常激烈的政治变革,同时它们也是战国秦汉的“法家化”和明清时期制度演化的重要环节。从这个视角入手,可以对其内涵和历史意义有更精确的认识把握。

所以在大历史中,“变”与“化”有着非常微妙的辩证关系。变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同时也蕴含着新的转化变革的方向与动力;化之中则包含着变,由具体的矛盾、问题带来激烈冲突,将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呈现出来,在跨越百年甚至千年的历史时空中,针对危机与挑战进行反复探索与试错。中华民族正是通过这样的变化与求索,不断地面对并反思历史命运和人的主体性的关系,从而在血与火的磨炼,在悲凉的咏叹调和雄壮的进行曲中,一次次涅槃重生。

通过“变化”理解“中国”,进而理解“自我”,这是我从读大学本科开始就形成的一个关怀与困惑,我很高兴,也很自豪的是,把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一直坚持了下来,逐渐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学术成果。虽然已经远离了本科学习的内容,但其中却有一以贯之的视角。适逢南开大学化学学科创建一百周年,我也简单记录一些自己本科毕业之后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成长,来向化学系致敬。祝愿我的母校、母系青春永驻、历久弥新,未来能培养出更多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


文章作者:雷博


作者简介:雷博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1999级本科生200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硕士,2008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博士,2013年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1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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